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_1924_1926年_罗志田

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

1924—1926年

罗志田

[提　要]　1924-1926年间,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出现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类似趋向也体现在北洋体系演化的地缘分布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促成直系垮台,吴佩孚稍后复出,却挽救不了直系的崩解;段祺瑞虽出山,皖系也未能再起;北洋中较边缘的西北各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应运而出,一度颇能影响国是,而后起的奉系和新兴的国民军成为大主角。北伐结束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正是北洋系统内非正统的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三部分,故后来的北方军事格局其实先已奠定。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此旗帜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基本未能成功。

[关键词]　北洋军阀、直奉战争、国民军/西北军、军事史

[中图分类号]　K258;E2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3)01-0010-18

1924-1926年间是中国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至少有一半都是在这两年才崛起,北洋系统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大约在这两年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就是冯玉祥也基本是在这段时间才成为中政不可或缺的要角,所谓国民军体系同样是在此期间形成并壮大;而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

、白崇禧、张发奎等更是在这段时间

开始在其所在区域树立其地位,到北伐时暴得大名而成为全国性人物。就是后来长期维持国民领袖地位的蒋介石,也是在这段时间才逐渐广为人所知。如果在1923年底综论中政局势,上述人中除冯玉祥外恐怕很少会出现在讨论之中,而当时的冯玉祥也还不具备左右局势的实力。

这些新兴军人中的大部分也是在这两年中因确立其实际控制的地盘而得其区域军事领袖的认同。冯玉祥的国民军逐渐向西北发展并最后获得“西北军”的区域称号、孙传芳以江浙两省为核心的五省联军防区、张宗昌那半的鲁军及稍后的直鲁联军、唐生智的盘踞湘南、李、白、黄的掌握广西而成为“新桂系”、以及黄埔系的党军和许崇智、李济深部粤军通过两次东征真正控制广东(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体系中的地位),大多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

当时一位高级将领魏益三后来回忆说:“1926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魏氏本人在“这一年中间的变化也是极为复杂剧烈的”,其所辖在一年之内先后五次转换隶属关系:1月,参与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的魏部退出了奉军,在山海关接受“国民四军”的番号;到3月间又改组为半的“正义军”,再到5月间又投到吴佩孚“讨贼军”的麾下,随后即参加了打国民军的战役;到年底,又因北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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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而参与国民,转为国民军的第三十军。

如果不计“军阀混战”的定义,º魏氏所述大致不差。而且除“正义军”那次改组外,魏部每次转换

隶属关系都是倒戈转向敌对方面,这样一种“离合拥拒的形势”的确已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北伐前两三年间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化如此曲折复杂,显然值得更加认真的关注。南方的情形拟另文探讨,本文仅考察北方的局势演变,侧重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所造成的冲击,并从地缘分布视角看北洋体系中边缘挑战中心的态势,两者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北洋体系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在体系面临崩溃的局势下北洋内部也曾试图在反赤旗帜下进行军政整合,终未成功。本文所说的“军政格局”,主要指因军事的发展演化而导致的相对宏观的政局转变,故下面的具体讨论将以军事为主。

一　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申报》主笔杨荫杭在1920年说,中国传统“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甲午为日本所败,国人为矫文弱之弊而大声疾呼“尚武”;但后的共和制却导致军阀割据,国人乃“知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又大声疾呼曰“文治”!不过问题不在是否应该尚武,在于“当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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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乃强”。文武关系的转变,尤其军人地位的上升,是近代中国较大的变化之一,而“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确是北伐前许多国人特别关注的问题。

中国虽然有“教而后战”的古训,不过更多是指一般参与作战者;同时也有所谓“出将入相”的传统典范,理想的读书人应能“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但通常似不以为军人非读书不可。关羽燃烛读《春秋》的形象画面能够长期流传,正反映出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因此,军人特别是军官应受系统的军事教育而后能胜任,大致是近代传入的新知,多少带有把“教而后战”的古训缩小范围而直接落实到带兵者身上的意思。

在清季“兵学”大兴的影响下,军官须受系统教育的观念日益普及,从“讲武堂”到武备学堂的各类速成军事培训机构遍及全国。近代多数西方事物引进到中国后都有所调整改变,从清季到建立的保定军官学校及其配套教育系统的产生,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保定生入学前要求5-7年

¼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教育(毕业后随营实习半年到二年),入校后要学习二年整。从陆军小学开始到军官学校毕业,不计随营实习也有7-9年的在校军事教育(若加上陆军大学系统历时更长)。尤其½正规军事教育从“小学”阶段(当然和今日的小学概念有所不同)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虽然具

体的年限在执行中或有缩短,足量完成设计学制的或并不多,仍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

不过,与多数近代中国的改革相类,越是成系统而健全的设计就越不适应当年各方面变化皆剧烈而频繁的时代特征。从清季开始的北洋军事教育体系,其设计者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这样长久的训练,待稍具规模初见成效时已是进入十年以后,北洋体系本身也已接近崩溃,实非草创者始料所及。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北洋军事教育体系之设计虽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

¹º»¼½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215

页。

比如1929-1930年间中原大战的主要人物也曾被称为“新军阀”,那次大战动员的人数就远超出这一次的混战,涉及的地域也相当宽广。1920年12月24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66页。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收入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39页。下面关于北洋军事教育的内容也多本此文。陆军小学的设置大体是仿照日本军事教育中士官学校前的初级军校,这一点承徐勇教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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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北洋军事领袖的发展恰反之,后来明显是武力越来越操于无教育者之手。

通常所谓“北洋军阀”中,最早一批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毕业于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约1885)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他们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新军的主要操控者,此后才是保定北洋速成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堂培训的军人,再后又有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但北洋内斗的结果,在小站系统和保定系统之间出现了某种断层,在最上层是军校毕业一辈老成凋谢,到20年代新兴起来一批基本未受过教育的特殊军人,不仅行伍出身的老北洋曹锟做了总统,º更有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新兴者。这与晚清从湘军到淮军的发展稍类似而不全同,淮军将领的科举功名远逊湘军将领,然多少还受过正规教育(以当年标准言);北洋后起的二张与冯则或识字不多,或竟基

»本不识字,结果出现“绿林之剧盗通电而论时事”的情形。

这样的情形也有其内在的原因,早期的北洋军事首领虽多受过西式或日本式的军事训练,实际掌握军权者多数并未接受“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曾任保定军校队长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回忆说,“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而北洋派系争斗也直接影响到保定军校的命运,保定军校历任校长多是日本士官出身的人,1922年直系控制局面,改派北洋老武备出身的张鸿绪为校长。据说因张氏排挤士官派激起风潮,“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他去。他们一般都是从人事关系即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选择去向,其中钱大钧和黄奇翔等少数人去广东,戴联玺、杨正治、赵巽、梁济和毛福成

¼等二十余人则去东北投向奉军”,何本人即后者中的一个,而保定军校自身也在次年即告结束。

排斥军校毕业生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北方,在南方的两广及湖南,保定军校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四校”系统的毕业生在既存军事系统中不仅不易得到升迁,有时甚至找不到工作,即或找到也多非

½实际带兵的工作。这样一种和实际社会需求的疏离正是南北“旧军阀”系统的问题所在,也是

南方新军事力量得到整合的契机。前述钱大均和黄奇翔稍后都成为国民军的重要将领,黄埔军校许多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而湖南的唐生智、广西的黄绍

¾斥的“四校”系统毕业生。

和白崇禧也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另

一广西主要军事首领李宗仁则是陆军小学堂毕业,他们的主要干伍即是在既存体系中受到排

不过,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特点即多歧性,北洋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身处南方的北洋孙传芳部将领马宝珩就强调,孙军战斗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各部重要军官,多是保定军校出身的青年军

¿官”。据何柱国观察,东北军中也有以日本士官生杨宇霆为首的新派,“大量吸收各国陆军留学生和

国内陆大、保定军校等出身的军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奉军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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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拔差弁为军官”是袁世凯有意为之,盖其以为“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参见吴虬:《北洋派之起

源及其崩溃》,海天出版社,1937年,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21-222页。

据说曹锟10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66页),也有人说曹锟早年曾任塾师,而顾维钧则以他的亲身经历婉转印证曹锟是文盲的说法(《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266页)。大概曹所受军事教育不够系统,故本文暂采用“行伍出身”的一般说法。1920年12月29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173页。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3页;直系要员白坚武稍后在总结直系失败原因时也表示,他即曾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继不绝”。《白坚武日记》,杜春和、耿来金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927年8月补录1924年日记,第498页。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4-35页。所谓“四校”,即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拟设四所:一北京清河、二西安、三武昌、四南京,然西安实未办),入后各地陆小停办,已办的陆军中学改为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再加上保定军官学校。这“四校”皆清季开始创立的新式军校系统,注意其有意识地区别于各地讲武堂、武备学堂一类军事培训机构的自我认同,其实讲武堂等也是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的产物。参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黄绍《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4页;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原刊《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收入《新桂系的崛起》(《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上册,第18-20页。马宝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70页。

・75・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即整军经武,“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的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

¹与其他北洋军中军校毕业生多只能作幕僚不同,奉军中“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

孙传芳军,特别是奉军,在后来北伐战争时期都是北洋方面以能战著称的。相比之下,有些北方则大不同。据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观察,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里,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将军和军官一个也没有,只有不多几个人是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在这几个人中,鹿钟麟将军和唐之道将军的军事知识出众。总的来说,冯军军官们文化水平都很低,只能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军事知识。他们都不会研究作战方针或制定战斗计划,因此总是同意那些从军校毕业出来

º的参谋人员的意见”。最后一语可能还需要界定,所谓“总是同意”大概仅指狭义的“制定战斗计划”而已,在具体指挥作战时“计划”常常不起作用,勃拉戈达托夫自己便经常抱怨这一点。

在实际作战中,行武出身的指挥员往往回避其所不擅长者,有时甚至对其有利的条件也不加利用。例如,当时许多中炮兵的作用便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部分或即因为炮兵官长“须略具军事

»学识”,行武出身难以胜任,故各部炮兵官长皆军校出身。尽管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均已较多使用大

炮和机关,甚至飞机也用于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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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重兵器的使用与否及是否得法,很多时候仍视指挥官而定。

直到北伐时,汉阳湖北守军的仓库里放着“十二门连同全份炮弹的日本坂野炮(七十五毫米)”,这样的重火力竟然并未用于作战,在汉阳失守后被唐生智的国民军第八军全数缴获。极有意思的是,这批大炮同样没有用于北伐军稍后进攻武昌的战斗!½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到北伐前夕,已是保定毕业生鼎盛之时。那时保定毕业生任职于全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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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二期的何遂在1926年春的通电中便说“国内袍泽,半属同年学友”。但这更多是各的中高层,最上层则不然;在有些如国民军中,连下层也不然。需要说明的是,首领的“出身”未必就决定了其所辖队伍的行为,比如“绿林之剧盗”领导的奉军就是北方装备最好可能也是军事观念

¿最“现代”者(即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作战观念),实际战斗力大概也最强。但北洋体系老

成凋谢、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人的兴起,终意味着行为准则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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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3、6页。并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

军事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第二编,第53-页。按当时军中分新旧两派的似不少,湖南亦同。据赵恒惕回忆,民初“湘军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如唐生智、贺耀组等是;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吴剑学、鲁涤平”等是。而湖南“历次之得以靖乱自保,多赖新派军官之效力,旧系军人实不足以言安定内部而御外侮”。故“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在1923年湖南内战(谭延一方称为“讨贼”、赵恒惕一方名为“护宪”)中,新派拥赵而旧派拥谭,结果新派获胜,赵恒惕认为一个重要因素即“新派军官之学识较胜于旧派”。后来唐生智与赵恒惕失和,新派军官又多追随唐参与北伐,最终出任省者达十余人。参见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赵恒惕先生档案”,档号58-003-002-001,23-26页。与东北情形类似,湖南新派军官“渐成军政之重心”的转折点大致即是1923年那次战争,战前除唐生智已升旅长外,其余后来的名将皆位不过团长,而此役后则皆为师、旅长了。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纪事(1925-1925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年,第55页。于学忠:《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94页。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事史》,第三编,第115-132、180-199页。勃拉戈达托夫:《中国纪事》,203页。按唐生智不使用这批大炮或许出于保存自己力量的考虑,或许因为进攻武昌的战斗由蒋介石指挥,唐无意配合,当然也不排除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唐也并不重视炮兵这一因素。《晨报》,1926年3月26日,第2版。

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张钫即观察到,吴佩孚“有着浓厚的北洋陆军正统观念,一向把张作霖不当作北洋正统”。在这样的正统观念影响下,别人“对他说张作霖如何延用人才,精练,他都不相信,说张胡子懂得什么练兵”。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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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甚顾及北洋自身的传统行事准则。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对几乎所有的上司和同盟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倒戈行为,他自己最后也因部下

倒戈而失势。刚到中国的苏俄顾问“感到奇怪的是,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冯玉祥是一个信教的将军,然而却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他同中国人民的公敌张作霖签订了协议,反对自己的上司吴佩孚”。这位顾问发现,“冯经常在琐事上耗费精力”,他“不仅经常出尔反尔,而且还像罗马的太阳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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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耍两面手法”。因此,“任何时候你都说不清楚他明天会有什么举动”。

这样的行为方式可能为当时变动剧烈的时局所促成,同时又反过来推进了军政局势的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还比较适应当时变化频仍的军政格局。冯玉祥和国民军的兴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本来缩居山西一隅而进退于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阎锡山在北伐结束时地位和影响都明显上升,一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另一类型的例子。

这一变化若置于北洋内争发展史中考察当更为清晰,简单回顾北伐前数年各地军阀、特别是北洋体系内部的争斗历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北洋内斗较前远更激烈。以前北洋军阀内斗向有“电报战”之称,战争双方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通电多于交战。杨荫杭在1920年即注意到,当时战事“直与演戏无异”,各方并不“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反倒是“用其全力于打电报”。实是

»¼“诸公好‘滑稽’,以国事为儿戏”。西人稍后亦尝称之为“天朝滑稽剧”。

但两次直奉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则动员的兵力是以前战争的数倍,而伤亡则数十倍之。不仅战争的规模扩大,作战的方式也更现代化,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的东部省区。致使自太平天国以后基本未受战争骚扰也是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遭受战争重创,民生被严重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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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元气大伤。

同时,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出现了政治史上一个崭新的现象,即第一次在军阀战争

中正式站在其中一方(直系)的立场上。当时吴佩孚要求内阁在其司令部召开办公会议,并在会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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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随意指示,使与会的顾维钧得到“一番新的阅历”。这个现象的表面含义是中

央对派系政争态度的转变,但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直系以名义讨奉,乃使从虚悬在各派系之上的象征性权威移位到为一派所利用,大致类似于古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或增强了这一战争的正当性,实际却从根本上损毁了自身的统治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

在整个北洋体系的发展之中,自有派系产生,皖系早败而奉系后起,唯一一个自始至终参与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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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北洋体系总体而言对文人取一种相对忍让的态度,但1926年春则出现不顾旧行为规则而随意捕杀记者文人学生的明显倾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6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该案的直接行为者虽然是段祺瑞的执卫队,当时北京的治安却是由冯玉祥部负责的。究竟哪一部分军警对惨案负有多大的直接和间接责任是一事(详另文),但这一事件当与稍后4月间《京报》被封、名记者邵飘萍被负责治安的奉军杀害联系起来共观,体现着类似的某种行为模式。勃拉戈达托夫:《中国纪事》,第48、52、55页。《申报》1920年8月27日、11月12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95、126页。

EthelA.Munphy,CelestialOperaBouff,TravelMagazine(FlovalPark,N.Y.),40(April1923),p.15.此文出处承林(ArthurN.Waldron)教授指点。

Hsi-shengChi(齐锡生),WarlordPoliticsinChina,1916-1928,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6,pp.135-141,此书有杨云若、萧延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7-134页。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并参见ArthurN.Waldron,FromWartoNationalism:China'sTurningPoint,1924-1925,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pp.91-11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74页。章太炎稍后即指出,“自袁世凯以后,北京久无政纲。财政操于外人之手,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所谓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但他也注意到,起初也还“微有主权”,后来则黎元洪被逐,曹锟被囚,而段祺瑞被软禁,这些主政者的法律地位虽有真伪之别,其受军人凌犯则同。“是北京之有,只为乱人俎上肉耳”(“太炎论时局”,《日报》1926年1月21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846-848页)。故有势力的军人干预政治甚至操纵是袁世凯之后北洋政象的一个常态,且愈演愈烈,但在司令部由军人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这样前所未有的事仍可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后来军人自己执政,复出现囚曹锟释曹锟、拥段祺瑞驱段祺瑞的现象,大致也是逻辑的发展。

・77・争北洋控制权的大派就是直系。从字面意义看,北洋体系本诞生于直隶,直系的形成虽较皖系为后,实际是最“正宗”的北洋嫡派。皖系需要自创所谓“参战军”(后改边防军),奉系则基本自建于边远地

¹区,若以狭义论恐怕算不得北洋军,两者不同程度上皆具边缘挑战正统的意味。同时直系领袖的代

际传承也较为成功,产生出吴佩孚这样的后期领袖,在当时军阀中的确可以说是文韬武略兼具的佼佼者。直系打败皖系后又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期并不居劣势,其利用海军攻奉的战略也相当有见地,如果不是冯玉祥的倒戈,也许直系真能统一中国,亦未可知,至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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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统一北洋控制地区。

假如直系后来真能统一全国并控制之,则其统一可以说在战前已开始。如果从直系最终失败的角度看,则其失败即始于破坏了北洋军阀自身的政治伦理和政治:袁世凯去世后逐渐形成的在地方割据基础上维持“虚”这一北洋在第二次直奉战前已经崩溃了。以前能相对,即因其不全为一派势力所造成,而1924年时已公开为一派所造成并控制,行事既没有以前那么多顾忌,其名义上的合道性也不复存在,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因冯玉祥的阵前倒戈而以直系失败而结束,但整场战争未能产生出一个确定的赢家,反呈现出北洋体系的崩裂之相:以冯玉祥部为中心的国民军体系的形成和稍后奉系主力郭松龄部的倒戈反奉,使奉系战胜的意义大打折扣;奉系乘战胜之机向东南扩充的努力并未成功,然张宗昌、李景林部却因此而形成实际的半状态(不久联合成为直鲁联军,北伐将结束时张宗昌部欲退入东北而为张学良拒之门外)。更重要的是,直奉双方冯、郭这样的高级将领先后率大

»倒戈而试图组合成新主流的尝试虽未成功,却有力地揭示出北洋体系中强烈的不稳定因素。

对北洋体系来说,没有确定赢家的结果或可说是毁灭性的,即北洋内部对于一个有力军人可武

力统一中国的信心基本丧失。孙传芳稍后曾说,“中国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者,皆蒋介石、吴子玉二

¼人之过”。盖蒋、吴均有武力统一中国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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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洋方面自吴佩孚式微之后,即不复有任何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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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丁文江:《军事近纪》,商务印书馆,1926年,其作者增订本收入《近代稗海》,第6辑,293-306页;文公

直:《最近三十年中事史》,第二编,10-12页。由于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北洋体系的实际主持人,也有学者认为“皖系军阀在北洋各派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47页)。“资格最老”自然无问题,“势力最大”或主要是从其控制带来的综合实力着眼,若以特别是当年极重视的“地盘”言,皖系显然一开始就不如直系。虽然西北和东南沿海一些省份之军政领袖被视为皖系,然其真正的嫡系,如所谓“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和傅良佐,除傅良佐短暂据湖南外基本无其“地盘”,且徐、曲二人的主要带兵经历也限于参战军。作为北洋体系的整体领袖,段祺瑞本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超越性,但一方面他明显感觉到无自身实力则地位不稳固,同时他试图建立自身军事派系的努力也削弱了其作为整体领袖的超脱性,这一难以解决的矛盾只能另文分析,有一点可以肯定,与北洋六镇自然扩展产生的相比,“参战军”是后起的新事物;从历史渊源看,两者的正统和边缘地位大致可立。

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各家所述颇不一致,文公直的叙述似乎自始至终都是奉军在取胜,参其《最近三十年中事史》,第三编,第191-199页。来新夏等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参见其《北洋军阀史》,第802-811页。丁文江的叙述稍更平实,指出了直军的准备不足和初期作战不利,然承认在冯玉祥倒戈前战局已成胶着状态,参其《军事近纪》,第321-327页。近年林对战争前期的论述所见又不同,他以为冯玉祥倒戈前直系更具战略优势,参见Waldron,FromWartoNationalism:China'sTurningPoint,1924-1925,pp.115-118。林所见不可谓无据,奉方傅兴沛的记述是奉军在热河一线取胜,但在山海关主战场则形势对奉军不利(傅兴沛:《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35-37页);直方李藻麟的结论是“自十一月上旬起,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战场上基本上打成了对峙局面”(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争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49页)。美事情报人员的报告也认为直系此时形势占优,若冯玉祥一线进兵则直系可能攻入满洲(引在林书第117页)。应该说吴佩孚的战略计划似较高明,后来郭松龄反奉,文公直即认为其“似有与前岁奉直战争时之直军敷设同一计划”(文公直书第三编,第209页)。郭部兵力远逊于直军,且无海军支援,而能一度取得超过直军的胜利,似提示着若无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取胜的可能性也较大。吴虬已注意到北洋“纲纪”不再,“倒戈”已成流行的行为模式这一现象,参其《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第284页。《晨报》,1927年7月20日,第3版。

九一八后某次蒋介石到北平,各界的欢迎会上有吴佩孚,并请吴佩孚讲话,他即说:“说起来我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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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统一全国的雄心。不仅统一全国已不再是北洋目标,即使统一北洋体系自身,也几乎是可望而

不可及了。北京既已失去实际的统驭能力和名义上的正当性,北洋体系实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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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各地中小军阀也频繁互斗,使北洋体系进一步,阀下有系,系下有派,各不相让。有

些军阀并不想争独霸之地位,但也不能让别人有此地位(这在直奉战争后渐成多数军阀的共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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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各方所争,不再是要争取一人一阀独大,毋宁是防止任何一人一阀独大。北京的社会学教授许

仕廉1926年观察到,“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

¼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如许氏所具体指出的,“谁也不崇拜谁”的心态主要存在于各大小头目之½中。

这样的风气形成后,相互的猜忌甚于合作。结果是乱象更甚,而竞争各方又都受到这种混乱局势的影响。证以前述魏益三的回忆,1925-1926年间军事局势的确变化极快,各势力之间的分与合有时真是仅以日计。那时一般所谓军阀似乎相当盛行先联合共除一敌,旋即内斗,其间又有分合,又重组一联合体共除一敌,再继续争斗。其联合时期或反复的周期都不长,且临阵倒戈现象相当频繁;每一力量均思随时利用当下局势以利己(退则自保,进则扩充自身实力),而不甚考虑自己五分钟前的立场。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而合作不成的过程,就可以说是上述心态比较典型的表现。

这是一幅均势已去,故任何一股力量均可影响大局的典型图象。在北洋体系控制了全国多数地区而南方(西南)在全国事务中渐无足轻重时,北洋军阀内部的皖直或直奉两极均势既予以各中小军阀依附一派的便利,也给予其在体系中不时转换立场或保持相对中立的实际选择,局部的争夺即使诉诸战争,也不一定会危及整体局势。一旦均势开始崩溃,一支小的立场转换就可能发挥影响全局的大作用。比如,江浙战争的导火线即是驻闽军臧致平、杨化昭不足万人的残部投奔占据上海的皖系卢永祥,而本可视为直皖之争余波的江浙战争随即引发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当时即注意到这一变化,其1925年5月的时局宣言在指责“中国之内乱,由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所造成”后说:“军阀之大者,把持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其名义虽不同,其为造成内乱则一。本党向持根本解决之旨,对于把持之大军阀,从事挞伐;其割据地方之小军阀,有敢凭陵自恣及窥伺根据

¾地、受帝国主义者之嗾使以图倡乱者,本党必联合国民痛击之。”这样一种试图区分大小军阀并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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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后来实力最强的奉系张作霖虽控制北京,其心目中仍以东北为第一考虑,并不曾摆脱客居的性质。张作

霖虽开府于北京,其子张学良则公开表明,张之所以任大元帅而不就总统,“即表示其为临时的位置”(《晨报》,1927年7月20日,2版)。北伐时及北伐后的不少军事领袖可以说都曾有“问鼎”的机遇,但他们大多数与张作霖一样仍偏于地方意识,并无太大的“野心”,故往往不能充分利用其所遇到的崛起时机。他们在时势运会所推之时,一度也曾有主持全国之念,但正因其在很多方面缺乏为此而做的准备,因而所措多差。北方的阎锡山、南方的李宗仁都类似。两人与后孙中山时代的都有类似“带艺投师”的关系,代表着非正宗的势力,也都有在国民体系内争取“”的愿望和努力,并部分取得了成功,但确实少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愿望及为实现此目标的准备。李、阎的第一次合作是中原大战,差一点推翻蒋。第二次合作则是40年代后期李任代总统而阎任行政院长,一度真正成为国民的主持人。对于后者,过去一般皆从蒋实际并未放权来认识这一“过渡阶段”,故未见深入有力的研究。其实观李、阎的实际举措,的确缺乏主持全国事务的气度和能力,毕竟还是没有“问鼎”的准备。

甲子内乱始末纪实》中已描述当时情形为“一系之中分为数派,一派之中分为数党;各古孙在1924年出版的《

私其私,无复有国家观念”。该书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5辑,第256页。

英国外交部远东S.P.Waterlow当时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参见WilliamR.Louis,BritishStrategyintheFar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1971,p.110.许仕廉:《再论武力统一》,《晨报副刊》,1926年5月11日,7版。

与此相伴随的现象是这些拥有地盘者又相对缺乏自信,故一些基本失去武力也无地盘者反可能受到表面的拥戴,如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冯玉祥拥段祺瑞出山,北伐前孙传芳等要讨奉时竟有十四省共举吴佩孚为总司令。对段、吴二人言乃其一生地位最高的时段,但真正的权力皆不如以前,两人的实际操控能力均有限,尤其涉及被指挥者自身权益的时候就更有限;拥戴者主要是尊其历史形成的名位,希望其更多作“虚君”式的“共主”。《中国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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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1・・82・・83・・84・・85・・86・・87・・88・・・・90・TheexistenceofSidianwastheresultofgovernor'sintentiontomakinguseofpopularreligion.Va-rietyofSisiexistedasbufferareabetweenstateandcivilsociety,butitwastobeextinguishedwhenconflictingstronglywithorthodoxyideaandorder.

StudyofChineseNationalLeaguePanJun-xiang

ChineseNationalLeaguewasarevolutionaryorganizationconsistedofmembersofChineseRevolutionaryLeagueandShanghailocalelite.Itinitiatedmartialspirit,promotedrevolutionarytheory,andtookakeyrolein1911revolution.AfterfoundationofRepublicanChina,itwasmergedintoKMTandaccomplisheditshistoricmission.

ActivitiesofChineseGeographyOrganizationaround1911RevolutionLuKai-yu

ChineseGeographyOrganization,establishedinTianjintwoyearsbefore1911,wasoneofpro-gressivegroupsatthattime.Itsestablisher,ZhangXiang-wennotonlycontributedmuchtothede-velopmentofChinesenewgeography,butalsoattended1911Revolutionandtriedhisbesttopro-tectitsfruits.

EvolutionofMilitaryandPoliticalPatterninNorthChinaBeforetheNorthernExpedition:1924-1926LuoZhi-tian

ThechangesofpowercausedbymetabolismoftheNorthernWarlordswereveryradicalandledtotheriseofminorforceswhiletheorthodoxyforcesdeclined.Thelong-existedforcesaftertheNorthernExpeditionwereNorth-eastarmy,North-westarmy,andJinarmywhichwereoncenon-orthodoxyinnorthernwarlordsystem.Thenorthernmilitarypatternafterwardshadbeenestab-lishedatthattime.Thechanceforintegrationofnorthernwarlordsystemonceappeared,buttheattemptdidnotsucced.

ExpositionofCompilationandTranslationofBiographyinEarly20thCenturyinChina

ZhuShou-fen

WhenwesternlearningwasspreadtoChinainthesecondtime,Chinesebegantostudywesternbiographyandcompiledbiographythemselves.Inearlystage,somewesternandJapanbiographyweretranslatedandintroducedintoChina.Afterthat,theemergeofbiographyoffamouspeoplerepresentedbyJuvenileChinashowedthatbiographybegantobespreadamongcommonpeople.

史林　2003年　第1期　・总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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