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重考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思想的先进性与局限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 学院

2016~2017 学年第 1 学期期末考试

《 中国近代史 》课程试题

命题教师：丁贤勇老师

班级： 历史151 学号： 2015210104011 姓名： 陈涵容 得分：

考核方法：论文（成绩比例： ）

教师评语：

重考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思想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摘要：19世纪后期，清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农民风起云涌。为此，以及地方上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自强与求富为目的开始了一场运动——洋务运动。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便是李鸿章。纵观李鸿章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后人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俱存。本文将李鸿章其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整体到局部的方法，再辅之以今天的视角，来重新考证其思想的先进性与局限性，从而对其思想做出一个比较客观、系统的评价。

关键词：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近代化； 李鸿章； 思想

对于洋务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一直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差异性很大。在

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李鸿章进行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持清的、腐朽统治，并因为李鸿章的思想中的局限性以及他一直以来对外交的迷信，而将其视为是不惜出家主权来换取“中外相安” 局面的投降派、贼。直至今日，这种说法仍为一部分人所认可。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言，我们应该带着辩证的眼光去研究考证一个事物，研究一个人亦是如此。本文将从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入手，重新考证其思想的先进性与局限性，从而对李鸿章其人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两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一方面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 另一方面惊醒了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中国产生了以“自强” 、“求富” 为宗旨的洋务派, 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深感“外国强兵利器, 百倍之于中国”，英法“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精细，器械之显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在认识到西方国家的“长技”后，主张向西方学习，而且首先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从19世纪60至90年代领导了这场洋务运动。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自强、求富与和戎。这三者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体现着当时历史背景下地主阶级变法自救的局限性。因此，从这三个部分出发，我们可以分析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先进性与局限性，从而更易于对洋务运动的结果以及失败的原因得出结论。

李鸿章思想中的自强部分，也包括了其要求“变法”的思想。即对清廷的一些旧的政治制度做出一些改变，要求对科举制、军制和官制做出一定的变动。其能认识到这一点，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一方面，19世纪后期，清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农民风起云涌。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直接受到思想上冲击的便是这些们。李鸿章作为清中眼光比较开阔，睁眼看世界较早的一位，其当时在借洋队太平天国运动中就已经领略了铁甲洋炮的厉害，也看到了世界在变。“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记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年之大变局也。”说明李鸿章当时对世界的观察要先于

清廷中的大部分人。他看到了世界在变，经济上世界市场正在形成，各国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政治制度上外国的制度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建立起来；在军事上，外国有先进的洋洋炮，而非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骑射。因此他感到，外国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屡次打败清，究其原因应该是外国有着先进的武器、军事制度，而中国一直故步自封，这才会被“蛮夷之人”所打败。另一方面，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直接刺激着李鸿章思想的转变。他在《筹议海防策》中阐述道：“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皇然变计矣！”在中国面临“三千年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如果能学习日本这种破釜沉舟的变法的勇气，那么中国“破除积习，力图振作”将不再是梦想。因此，李鸿章不止一次向清廷上书：要求在保证原有制度大体不变的情况下，改革科举制、兵制以及官制。李鸿章对于科举制变革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的清要想变法自强，首先要做的就是培养一批新型人才，作为变法自强的人才支持。然而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科举制度选拔出的不过是一些“沉浸在章句小楷之积习”之人，在清朝时期，八股取士的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更是思想僵化，这些人对于变法自强可谓毫无用处。而若是想要变法自强，就必须选拔一批新的人才。为了选取这种人才，李鸿章主张科举考试应该“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鸽”，从而选拔出合适的“制器之人”。而在兵制方面，李鸿章曾经不止一次对绿营兵制进行批判，在太平天国以及其他农民时，他发现了兵制所暴露出来的弊病，因而认为兵制应予以改弦更张，他不仅强调在中引进西方的洋洋炮，使装备的质量提高，而且也主张“必须尽裁疲弱，废弃弓箭，化散为零，选用能将，勤操苦练。”从而提高整个的作战纪律性与作战的水平。在官制上，李鸿章也多次发表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当时清廷中风气蔚然成风，多只占据闲位而不干正事，没有意识到民族危机的步步加深，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无法自拔。因此，他认为“变法度必先易官制”。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李鸿章积极兴办新式学堂，并派遣留学生，设立翻译馆和各种专门化学校，系统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为洋务运动培养造就了一批科技人才。而且，李鸿章建立海军部，在1888年创办北洋海军。除此之外，他还致力于创办兵工厂，他创办

的江南制造局，“光觅巧匠，讲求制器及制器之器，击锐催坚”实力最雄厚，既能够仿制洋、洋炮，制造的无烟火药达到了世界水平，也能造轻吨的轮船或军舰，为的武器装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当时是相对先进的，不仅清醒地认识到了当时国内存在的一系列弊病，而且能够着手去改正这些弊病，可以说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在一方面体现了其先进性。然而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李鸿章的变法自强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地主阶级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体现在他只主张进行片面的改革，而没有意识到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本所在。他幻想通过局部的改革，就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这种想法是明显的过于乐观且天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建立起来的当时，英国通过资产阶级、法国通过大、美国通过战争、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先后分别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大部分先进的国家，一个国家要想在当时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势必需要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基础。然而李鸿章并没有过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清官制出问题，是出在一些贪污、无所事事的身上，而不认为是官制的本身出了问题。退一步讲，如果李鸿章真的认为是封建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他也不敢提出，因此他认为仅仅进行局部改革，不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即可，而不是废除封建统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而且，李鸿章提出要变官制、加强力量以及改革科举，这一系列的措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腐朽统治，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李鸿章的自强的思想，艰难地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然而李鸿章却只将希望寄托在技术的变革，通过学习技术来改变现状，迷信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妄想通过不动摇封建统治根基的情况下挽救民族危机，使得中国富强起来，这无疑是过于乐观了。在当时的时局下还想拖着清这台千疮百孔的机器前行，结局无疑是失败的，这也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

再观李鸿章的求富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大力创办民用企业辅助军事工业。他创办的著名企业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和漠河金矿。他认为变法图强

的根本措施就是增强国力，因此就需要大量的经济来源作支撑。这种思想，一方面以 “求富” 为目的, 另一方面 “稍分洋商之利”，“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利”，具有打破外国资本在华的经济垄断，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爱国性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及其机器大生产，带来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近代文明，促进了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化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延缓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种思想仍然带有一定的幻想成分。李鸿章只是看到了西方通过工业的发展而崛起的表面，而没有看到西方从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工业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这一漫长的过程，而洋务运动妄图只用几十年时间，就将工业水平达到西方运用了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水平，甚至想用这样的水平赶超西方，屹立于世界，是完全不可能的。且不说中国当时工业基础之薄弱，最重要的是当时统治阶级发展近代工业的目的不纯，仅仅只是为了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防止中国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自己的权力不保。而且民智还未全开，大部分人对于西方近代工业还是抱有一种抵触、怀疑的态度。除此之外，中国自然经济的根基较深，几十年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从自然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面对这样的重重阻力，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李鸿章的求富思想，可能只能在中国做一个小小的尝试，而不可能如他想象中的真正挽救中国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

观之李鸿章的“和戎”思想。私以为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大过于其先进性。其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其主张设立衙门。衙门的设立，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的外交机构。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统治者普遍认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是“理藩”关系，而非“外交”关系。而李鸿章则主张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尊重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国际关系的格局，不能再与之前一样妄自尊大。衙门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外交上的重要一步，李鸿章的和戎思想在这之后也在不断地更新与改变。其“和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中外实力差距悬殊，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将西方国家当做自己的藩国看待（虽然在仍然有不少人对于西方国家抱有轻视蔑视的态度）。另一方面是李鸿章本人

迷信于外交手段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他认为“和戎”无疑是化解矛盾纠纷的最好办法。因此，他认为可以通过和戎来“保境庇民”、“相安无事”，避免外国的侵略者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和戎思想有一定的道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将自己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而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自己的附属品，这种心态只会导致坐井观天而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建立外交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同别国建立平等的关系，既能够调解国与国之间发生的矛盾与争端，亦可以增加与别国的接触，在别国的身上吸取好的经验教训。然而，在讨论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得先注意这五个字：“平等的关系”。平等是外交的基础，如果没有平等作为前提，那么正如时期第一任外交长陆徵祥所言：“弱国无外交”，只有在国际上处于被动挨打的份。李鸿章建议的“外须和戎”，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西方侵略者的野心不可估量。他们的目的就是打开中国的门户，进行商品的倾销，破坏中国的主权完整，从而逐步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而李鸿章要想在这样的条件下与外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希望中国主权，无疑是天方夜谭，这样情况下的外交手段也仅仅只能将中国的损失尽可能变得稍微小一点而已。其次，实力的不平等，直接决定了当时中国与西方侵略者无法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国家利益决定国际关系，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国与国之间的价值交换，中国当时国力与西方先进工业文明下的国力可以说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差距，要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与西方侵略者进行交易，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很难实现的。再次，国内上到统治者，下到普通百姓。对于西方国家仍然存有敌视、轻蔑之意，认为本国的东西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其历史的深厚性是西方“蛮夷之国”无法匹敌的。因此李鸿章的“和戎”思想面对的是封建势力的巨大阻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思想的贯彻有一定的困难性。最重要是从根本上来说，其“和戎”思想的出发点以及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导致李鸿章做出的很多决策仍带有封建的保守性。他本身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性认识不足，从而在对林则徐、僧格林沁英勇的抗英斗争曾妄加非议，斥为“逞一时之愤”。实际上，他所主张的“和戎”的根本目的不过是维持清的封建腐朽统治，在面对外国侵略者时，往往用外交手段去安抚他们，使他们放弃对中国的侵略。而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胆怯乞和的心态罢了。为了避免战争而妥协

投降，在根本上并不会使得外国侵略者就此罢手，不过是暂时安抚他们的情绪，不是长远之计。在西方侵略者对其侵略成果不满足时，他们一定会选择卷土重来。因此这种“和戎”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反而是无地激发了西方侵略者的野心与胃口，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纵观李鸿章的思想，值得肯定的是他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培养了一批新式的人才，对于之后的维新运动有莫大的帮助。然而西方侵略者野心的不断膨胀，清内部腐朽的统治，以及保守势力仍然庞大且顽固，这既导致其本身思想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他的思想在贯彻的过程中面对的也是重重的阻力。然而不论怎么说，李鸿章的思想毕竟对于洋务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也是开风气之先，对于中国近代化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历史终会给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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