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视角下漳州传统村落的当代演变特征探析

文化变迁视角下漳州传统村落的当代演变特征探析

作者：许少亮 黄源成 陶勇 陈燕 来源：《小城镇建设》2018年第12期

摘要：传统村落的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存续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在当代全球化与城镇化进程的综合影响下，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基于福建省漳州市传统村落的实地调研，本文以文化变迁为理论视角，从其时间维度下的历史脉络、空间维度下的驱动因素与复合维度下的机制博弈三个方面入手，系统地解析了建国后漳州传统村落演变的时空特征与内在机制，期待为传统村落理论系统的探索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变迁；历史脉络；驱动因素；机制博弈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8.12.012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章编号：1009-1483（2018）12-0076-08 文献标识码：A

The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ng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nge

XU Shaoliang， HUANG Yuancheng， TAO Yong， CHEN Yan

[Abstract] The existence and continuation of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morphology is an dynamic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faces hug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because of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Bas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ngzhou， this article gives the 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ngzhou after libe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theory system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nge and from three aspects of historical vein based on time dimension， driving factors based on space dimension， game of mechanism based on composite dimens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change； historical vein； driving factor； game of mechanism 引言

中國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区域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差异下的发展进程各有不同，从而赋予了传统村落丰富的地域性与文化性，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也成为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中国传统村落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跨度时间近一百年的“乡村研究”议题。建筑学的“乡村研究”发轫于中国营造学社对传统住宅的调研，早期侧重于通过研究民居建筑单体来探寻中国建筑之特征，后来逐渐进入到以具体村落为研究情境的民居建筑群和聚落研究[1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驱动下的全球化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村落的社会组织、物质空间形态发生巨变，导致城乡社会空间的断裂和历史文化的消亡。传统村落的研究语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仅仅停留于民居建筑层面的认知方式是不够的，更加全面化的解析是当代传统村落研究的意义所在。随着不同学科研究的深入，传统村落研究的视角逐渐走向多元化，并且在相互交叉融合中不断丰富与完善传统村落的理论系统。 1 以文化变迁作为研究视角的介入

传统民居村落的生成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历史背景下，受特定的历史、文化、民系、宗教、礼俗、风水等影响至深，如果不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2]。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区别在于：历史是实证的，而文化是诠释的；历史通过实证以证明其存在，而文化则通过诠释完成一种建构[3]。作为历史的投影，文化是基于特定的空间而发展形成的历史范畴，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文化。文化建构需要有历史实证作为其基础或背景；历史实证则需要文化建构从而升华为一种理解媒介，并且获得认知的理论参照系。

文化构成了人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适应环境时对付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伟大器具[4]，是传统村落演变中重要的内在生命力。文化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文明显示[5]，随着历史发展便存在着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因此文化的均衡稳定状态是相对的，其不断的变迁发展过程则是绝对的。对文化的研究，除了某一时空态下共时性的静态研究，也需要探索历时性的动态研究，后者体现了文化的变迁，因为文化遭受到一系列的综合性因素①的影响。文化变迁，指的是一种文化结构的变化与迁移现象[6]。文化结构的改变，除了文化的扩散与文化自身的创造外，也与社会的变迁、科技发展密切相关。文化的变迁，需要将创新、传播、进化、涵化、冲突、调适和融合等一起纳入动态的过程进行分析，因为这一个过程中既有外在环境的变迁，也有内在的变迁，是各种因素影响下的综合效果。

在传统村落的发展过程中，内外环境并非是恒常不变的。当村落外部出现不同的环境因素时，原有文化体系所习惯的参照系将不得不面临着各种冲击，并在这种“外力”影响下做出一定的转变以便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因此，当传统村落研究从静态性走向动态性研究时，传统村落的演变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如倪琪和王玉[7]以建筑学和形态学的视角为主，解读了徽州地区建筑空间与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李阳兵[8]从人地耦合的视角出发研究岩溶山地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演变；汪民[9]探索了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的空间演变机理；何峰[10]研究了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演变机制；林琳等[11]从传统村社组织的视角研究了山西水北村的空间形态演变机制。然而，现有文献中的村落演变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建国前。建国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组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剧变下，中国传统村落如何经历了这些深刻的变迁，则是值得研究与探索的一项课题。本文试图从文化变迁中基于时间维度的历史脉络、空间维度的驱动因素与复合维度的机制博弈三个方面入手，来解析建国后漳州传统村落演变的时空特征与内在机制（见图1）。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2 从解构到转型到重构的历史脉络

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通过其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形态的承传，记载与延续了特定时空下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其文化的有效存续是义不容辞的使命。然而，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全球化与城镇化经济浪潮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危机：一方面全球化下的劳动分工网络在链接不同地理分区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这些地区各自独特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乃至于政治经济制度，而力量式微的地方性文化，难以应对强大的全球化文化势力[12]；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下的乡村社会被强制性拽入了工业化的资源重组，传统社会共同体归属感与权力边界的丧失[13]，带来了传统村落原有文化的深刻变迁。从时间维度上，这个时期的文化变迁可分为以下三个主要历史阶段。 2.1解构：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之前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建国初年至1956年开展了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②，随后在1957年至1976年的相关失误与自然灾害③的影响下，传统村落的经济受到重创，直到1976年之后，生产的逐步恢复才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4]。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制度下，基于传统村落原有土地制度④下的资源结构与分配方式被彻底改变与重新分配。原有土地结构与房产产权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与秩序也随之迅速“分崩离析”：首先，被充公的原有族田的田租原来是作为祭祖、助学、赈灾等公共事务的资金来源，如今传统村落中的宗族已经丧失了公共组织与管理的经济基础；其次，从空间层面来说，许多宗族祠堂乃至于宫庙也被没收⑤，让原有的祖先祭祀与宗教信仰等文化失去了空间层面的载体；接着，基于人民公社的平均分配生产制度，削弱了广大村民的生产积极性，传统农耕的技术与精神也随之倒退（见图2）；并且随着传统村落中以宫庙、祠堂为代表的核心公共建筑“失能”之后，村落的公共活动被整合到镇级的集市，进一步弱化原有村落的公共性。因此，作为传统村落物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质层面的土地、产权与空间基础，与作为村落精神层面的宗教信仰与宗族组织，均在这个时期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变化中受到重创，漳州传统村落文化呈现出一种“解构”式的状态。 2.2转型：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

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漳州传统村落的发展迎来了“转型”的发展契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经济层面上改变了原有人民公社落后的经营，大大激发村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恢复，并从漳州地区农村农户投资额的年度统计图中可以体现出来（见图3）。同时，在管理上，乡村政治组织机构也着手开始改革，实行政社的分离，到了1984年，漳州全区原有108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部改为乡（镇）一级，作为国家地方行政管理权力的终端，同时1621个生产大队转为村民委员会[15]（见图4、图5）。这种国家政权的抽离结合村委组织的，为日后乡村的自主性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制度基础。在村经济合作社⑥的带动下，传统村落的经济形态逐渐摆脱了过去纯粹依赖土地与农业的单一传统生产方式，逐渐转化为基于农、林、牧、渔基础上的多种经营方式，为日后乡镇企业的工业化发展基础埋下了伏笔（见图6）。与此同时，乡村宅基地的分配制度，结合上述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制度的实行，传统的大家庭逐渐为小家庭，改变了数代同堂的传统观念，导致了这个阶段的新建民居数量有显著的增长。 2.3重構：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至今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1992年之后改革开放的新一轮热潮，为东南沿海的许多地区带来了第二次大发展的契机。中国一方面对外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及其产业格局的转移，另一方面对内通过城镇化的进程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见图7）。于是，全国的热点产业区与厦漳泉闽南金三角区域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劳动力需求，以及城乡发展差异的极速加剧，导致了传统村落富余的劳动力流出现象明显，带来了传统村落在常住人口数量、村落形态维护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巨大不利影响，并引起国家有关部门与学者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个十年之后，来自于国家振兴乡村的宏观战略、对传统村落保护的上位规划、乡村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现代科技、媒体、物流等技术的传播，传统村落的文化在内容、形式乃至于深层次的内涵等多个层面上需要重新定义与诠释，比如乡村新兴产业的发展、公共建筑的改造与更新、村落中心的转移等等。这些新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作为新的变量参与了传统村落文化系统的重新建构，无论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都期待着它们在这个新时代的相互对抗与融合中，最终呈现出一种“与古为新”生生不息的文化“重构”景象：漳州市平和县崎岭乡下石村的“桥上书屋”，通过一座桥与书屋，有效地化解了桥两岸两座村落因祖上矛盾产生的世代隔阂，成为当地小孩子游戏、学习和两村村民交流对话的良好场所，完美地诠释了文化性、功能性与社会性；南靖县田螺坑的观景台，是伴随着“福建土楼”世界遗产申报成功后的乡村旅游而发展起来的，除了作为外来游客观景的良好场所外，也是当地村民平时的休闲场所；长泰县山重村的民宿发展，是基于山重村作为“中国景观村落”与“中国传统村落”的名片效应，积极融入日趋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市场，通过对当地传统民居建筑的有机更新改造，既实现了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发展，同时赋予现代功能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见图8）。 3从全球到地方的性驱动因素

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并非是自我封闭式的演变，而是受到不同内外因素的影响。基于现象学的立场，时间与空间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从空间的维度上看，漳州传统村落的演变来自于世界、中国与漳州三种不同环境尺度的共同驱动。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3.1世界的全球化：同化与反同化的共同发展

如今，全球化的概念与内涵，已经超越了最初的经济学层面。伴随全球工业体系与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渗透到全球各个地方，在文化、教育、思想及城乡建设等方面构建了一种全球化的范式，在带来先进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地域文化的存续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基于地理、民族、宗教等差异性的各种地域文化，作为特定时空与环境的存在，也发挥着一种反同化的作用：漳浦县赵家城村，是一座蕴含宋氏皇帝历史的古村落，其特殊的防御性与空间布局，与众不同别具一格；长泰县珪后村叶文龙故居，以其燕尾脊、红砖墙和条石墙裙等建筑形式，彰显了闽南古厝独特的地域特色；平和县庄上大楼，大型的围楼一方面满足了聚族而居的社会组织模式，封闭式的布局有效满足了防御性的需求，特色鲜明的夯土墙施工工艺是客家民系结合当地材料所发展的独特工艺（见图9）。于是，全球化的同化与地域文化的异化，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构成了世界尺度下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3.2中国的城镇化：传统文脉的撕裂与再修复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标志着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的一次急剧转型。曾经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产业从农业到工业的转移，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城乡原本一体化的文明组织为二元对立的格局[16]，乡村的各种资源被吸取到城市当中，传统文化所依赖的空间、人口、资源等结构被深深撕裂。然而，随着“十”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生态文化理念作为中心，表现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以人为核心，促进各级城市、城镇、农村社区之间相互协调发展，这种生态性与整体性发展的战略将有利于通过城乡双向互动的过程对处于衰败趋势的传统村落文脉进行再修复。作为世界遗产“福建土楼”的重要组成部分，漳州市南靖县的田螺坑村与河坑村在相关的支持下，一方面传统村落的历史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原本损毁或违建的建筑也得到了修缮与整改（见图10-a、10-b）。塔下村也位于南靖县，作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当地的官方支持与村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民发展旅游的推动下，主要旅游路线上的历史民居均得到了较好的修缮或有机更新利用（见图10-c）。

3.3漳州现实需求：海西区域中心与旅游城市

漳州南面靠近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北侧靠近工业与经济更加发达的厦门与泉州。从近年来漳州人口迁移统计数据上看，漳州是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工业基础和经济发展相对较弱，从某个角度上看这是漳州目前的发展劣势，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漳州良好的生态与旅游基础却有着周边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见图11）。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漳州一方面在经济上积极融入海西经济区，同时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遗产资源与空间的区位优势，努力实现打造海西区域中心与旅游城市的发展愿景。近年来，漳州除了改造漳州古城片区以实现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之外，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上也是硕果连连，除了成功申请世界遗产“福建土楼”之外，还有25座村落获批为“中国传统村落”，从而为旅游城市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见表1）。这些城乡发展的基础与目标，都将为漳州传统村落文化的变迁奠定未来保护与发展的基调。 4从传统到现代不同机制相互博弈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作为系统内部的一种独特的相互约束关系，机制通过对微观层次运动的控制、引导和激勵来使系统微观层次的相互作用转化为宏观的定向运动[17]。基于复合维度的视角，漳州传统村落演变中的传统与现代机制在相互博弈中见证了彼此的交替与融合。 4.1传统机制的衰败与消亡

漳州传统村落文化影响村落形态的传统机制，除了基于农耕文明下的宗族社会形态、村落经济形态与意识形态之外，还有当时社会战争、典型时期海禁与移民等多样性的影响因素，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系统，与传统村落的形态之间相互依存。然而，随着建国后各种土地制度、经济、人口迁徙等因素的深刻变迁，影响村落形态的上述传统文化机制已经衰败乃至消亡⑧。如山重村新建的民房无论从选址、布局、尺度、材质等层面上都走向无序化，与传统的历史民居难以形成有机的空间与视觉联系（见图12-a）。在经济形态上，现代规模化的乡镇企业逐渐取代了原有小家庭的自然农耕方式（见图12-b）；在物质层面上，因为村落人口外流导致的“空心化”，许多传统民居建筑损毁严重（见图12-c）。 4.2现代机制的冲击或置换

建国后，陆续建立起来的村落文化现代机制，对传统机制而言是一种冲击或置换。比如，在村落社会管理上，传统宗族社会中基于祖先崇拜与旌表牌坊的隐性教育、族长的权威、村规民约的教化是村落日常运行中有效的重要管理手段，如今已转为村委会主导下的纯粹“人治”与“法治”方式，却难以对民风彪悍社会风气下某些村民违法行为实行有效的控制⑨。而且如今村落里大多民心涣散，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常有发生。在教育方式上，传统的私塾教育，已经被国家推行的义务教育所取代，基于私塾教育的建筑与人力资源也随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见图13-a）。在养老模式上，传统单一的居家养老模式，也有新的选择（见图13-b）。在村落文化的宣传载体上，传统的基于宗法制度、宗教信仰、家规族规等基础上的祠堂与宫庙建筑，也逐渐被新的文化机构所取代（见图13-c）。 4.3新旧机制的融合与平衡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漳州传统村落演变中旧文化机制并未全部消失，而是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比如村落里现存的祠堂、宫庙等公共建筑依然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公共活动场所，村落里的大部分村民社会组织方式依然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聚族而居，有些传统民居依然可以被改造更新为新的使用功能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见图14）。然而，基于国家与地方宏观尺度层面的新机制，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水土不服”之处，比如对村民的一些具体事项管理上如果单纯依靠由上至下的行政权力的管控与强制，或许还不如“拎着两瓶酒和当事者喝上两杯”管用⑩。因此，如何让传统的旧机制结合当下的新机制，既能发挥原有机制的社会整合功能，又能结合当下提倡民主与自由的时代精神，这是一项值得探索的课题。

5 结语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是一项可持续性发展的系统工程，历史文脉的存续则是其中的灵魂所在。本文从文化变迁的视角出发，基于时间的维度将建国后漳州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脉络分为解构、转型和重构三个时间节点，基于空间的维度将漳州传统村落演变的驱动因素分为世界、中国与漳州三个尺度，基于复合维度将漳州传统村落演变的机制诠释为传统机制的衰败与消亡、现代机制的冲击或置换、新旧机制的融合与平衡三个方面，期待通过对漳州传统村落演变的时空特征与内在机制的探析，为当代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注：

①如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家庭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宗教信仰、人口经济等。

②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8月，漳州率先在龙溪、海澄县进行土地改革试点，1951年12月，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完成，共征收土地92.9万亩。详见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市志第1-5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66。

③1959年，漳州遭遇“八二三”强台风灾害，1960年，遭受“六九”洪涝灾害，受灾面积130.5万亩。详见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市志第1-5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70。

④建国前，在初年的历史变迁下，漳州地区的官田、屯田已不存在，只有公田和私田两种，均属于民田范畴。公田产权属于全宗族或各房头的兄弟叔伯所共有，但大公田、书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中。详见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市志第1-5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

⑤祠堂及庙宇大部分被没收，或分给贫雇农，或作为公社社址、生产队队址、农会会址、乡办公址等政治组织驻地，或改为仓库、小学等公用建筑。

⑥1984年，全市14个行政村中，有1539个村经济合作社。详见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市志第1-5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73。

⑦1992年南巡并发表一系列谈话，将中国经济重新推上了快车道。详见魏地春，王均伟.中国改革大纪录第3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2421。

⑧在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下，传统村落的大批劳动力往城镇发展，带来村落人口的空心化，加上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农村产业的衰败，传统的儒家伦理关系、宗教信仰等基础被严重削弱。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⑨以村落的违建行为为例，屡禁不止的原因除了村民实际的需要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村委干部的管理方式，仅仅是代表一种现代的法律权利，加上自古闽南地区民风彪悍，这种方式效果往往一般。

⑩传统村落的许多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加上民风彪悍，大都不愿意屈服于的强制措施，反而是因为这些村民性格质朴、重感情，采用吃饭、聊天与喝酒的方式更容易和他们沟通。

参考文献：

[1]雷冬雪，鲁安东.基于“场所”工具的滨水乡村聚落分析与设计研究 以里下河地区沙沟镇为例[J].时代建筑，2017（4）：66-79.

[2]戴志坚.福建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前言.

[3]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会，世界（）闽南文化交流协会.闽南文化的当代性与世界性[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108.

[4]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

[5]白佩芳. 晋中传统村落信仰文化空间研究[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 [6]郑度.地理区划与规划词典[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205.

[7]倪琪，王玉.中国徽州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结构的演变[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8]李阳兵.岩溶山地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与人地耦合效应研究以贵州省为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9]汪民.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机理及其策略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6.

[10]何峰.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演变机制与适应性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2. [11]林琳，杨凯妹，卢道典，等.传统村社组织对聚落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基于山西水北村的实证[J].建筑学报，2018（3）： 113-117.

[12]李将. 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文化变迁与价值冲突——审美现代性、工具理性与传统的张力[D]. 上海：同济大学， 2006.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13]孟祥瑞.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三个村的分析[D]. 苏州：苏州大学， 2016.

[14]卓晓岚. 潮汕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现代演变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15. [15]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市志：第1-5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73.

[16]周榕.乡建“三”题[J].世界建筑，2015（2）：22-23，132.

[17]何峰. 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演变机制与适应性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