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

出处：大学学报 作者：孙林 张月芬 雪域网 2006年06月21日

［摘要］本文首先对藏族神话的几种类型进行分析，认为在藏族远古神话及各种传说中表现出神权历史观，而在神权历史观中又混和着历史循环论和进化论思想。其次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敦煌吐蕃历史丈书，诸如《吐蕃大事记年》进行分析，认为吐蕃时代的一些历史文书在历史学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体系并且形成初步的传统范式，历史观也从神权历史观转变为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历史观。最后作者认为从所见到的吐蕃时期的一些历史文献来分析和推断，至少在吐蕃王朝中期以后，其宫廷中的丈官与学者对待历史的观念较之以往的那种神权历史学应该产生极大的飞跃。他们已充分认识到“人事”；前人的行为及活动对后人所具有的意义，对于历史的价值问题，他们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在撰写历史时，严谧、准确的风格以及挥洒自由的文笔表明吐蕃的历史学家基本摆脱了神话时代那些古老的宗教束垮和社会禁忌，显示出他们时待历史的态度是客观的、轻松的。

一、早期藏民族的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类确定和把握自身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方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从过去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历史对于人类而言，乃是回忆和不断的叙说，是时间的历程，是人类自觉探寻自我存在的境域。对于历史，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处置方式，比如在早期社会，许多民族通常都将历史放致于本民族的神话与传说之中来加以回忆。

神话与传说是一个部落或民族对所信仰的神灵及祖先所作所为进行的追述，是先民的“故事”，代表着原始文化的丰富内涵。神话传说的叙述带有一定的历史性，即它们包含着时间的因素和空间的因素，同时，民族神话与传说的内容中往往包含着“氏族英雄”和“伟大的君王、祖先”一类往事。先民们通过讲解这些故事来追忆本部落或本民族起源、发展以及祖先们的丰功伟业，在重大节日或宗教仪式中不断重复这类神话，便能回顾历史，以史为鉴，教育后辈儿孙。所以许多学者都认为神话具有很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原始社会的口头哲学和“百科全书”。法国学者列维·施特劳斯甚至认为，通过对神话的研究，“我们在野性思维的内部发现了图腾神话已引导我们去面对那种纯历史，我们可以设想，图腾神话描述的某些事件是真实的，即使图腾神话对事件的描绘是象征性的和被歪曲的；即使神话的历史是虚假的，它至少以纯粹的和更具标志的形式同样表现了某一历史事件的特征。”按神话分类学的规范，藏族的神话具体可分出许多类型，典型的有创世神话、起源神话、英雄神话、灾难神话、阐释神话等几种。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些神话所包含的历史观及远古藏族祖先相关的时间与空间的意识。

先看“弥猴变人神话”，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比较早的记录这种神话的文献是《嘛尼全集》与《五部遗教》。关于《嘛尼全集》等书成书的年代现仍在讨论中，一般人认为，它们问世于公元12世纪左右，其中《嘛尼全集》早一些，《五部遗教》要晚一些。这两部书所记载的与历史相关的内容有较为古老的渊源，其中不少材料直接来自吐蕃时代的史书。在文字表述上《嘛尼全集》的描述基本上是后来史书参照的样本，行文中带有民间的故事痕迹，但佛教的东西很多，民间的创世与起源故事已经被佛教的宗教创世神话所同化了。这则故事以佛教徒的观点讲述宇宙的起源及吐蕃远古生灵的状况，说远古雅垄河谷群结地方气候温和，有茂密的山林，山上有一只灵性的年长弥猴，吸引了正在修行的罗刹女，对之产生了爱慕之心，此罗刹女就向弥猴求爱，弥猴先是拒绝，其后又在罗刹女的追求下不知所措，于是向观世音

求告，观音菩萨点化弥猴，使其与罗刹女结合，生下六只小猴。很快，六只小猴又繁衍生息，产生无数后代。由于弥猴变人神话中具有生物自然演进为人类的观念，所以石泰安在他的《的文明》一书中认为这种历史观可称之为进化论史观。同19世纪英国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比，藏族弥猴变人神话也有一个类似的生命演进阶段的划分，其神话的推理似乎要阐释人类的起源的规律性，按其逻辑，生命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化过程，这一点倒与达尔文确有相似之处，当然，神话必竟是神话，神话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如罗刹女、观音菩萨等作为精灵、神灵，其对人类所产生的作用时时都被强调着，按神话的解说，促使人类进化的因素不是遗传变异，而是神的启示与促动，也就是说，神的能动性是人类进化的根本动因。这种历史观无疑带有浓郁的神权历史学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也基本代表了早期人类历史观的总貌。

在藏族远古神话中，被记叙于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中的关于聂赤赞普的起源故事也带有神权历史学的特征。据说这位赞普的世系有三种传说：

1、是天神玛桑之主古杰塞西的后裔。

2、出自原初之夏刹族、赭面王族、廓魔冰川人及夜叉扎氏之族。

3、为天神赤巴拉敦赤，后降至吐蕃为王。”

以上几种传说在藏文各类历史文书中都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佐证材料，比如脱杰王这一名号，在敦煌文献P·T.1286号文书中以及P.T.1060、P.T.1290a/b号文书中都有出现，后世一些苯教著作如成书于1439年的《苯教源流》与敦煌文献的说法也颇为相似，认为脱杰王（又称脱噶王）是天神恰氏王雅拉达珠与穆氏女一所生六子中最小的一个，本名为脱噶尔拉查。在P.T.1286号文书中，第一代王亦顿扯也被视为最高神雅拉达珠六子中的最小的一位，第一代赞普之后的历史，按P.T.1286号文书的记载，有着连续的世系传承，并以其身世和葬仪为标准划分为“天上七赤王”、“地上六列王”等等。后世著作如《贤者喜宴》、《苯教源流》、《玛尼全集》、《柱下遗教》等等基本是对吐蕃时代历史文献的完全照抄。

在这类神话传说中，历史的因素即时间与空间被加以关注和表达，对其中所展现的神权历史观如果详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那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和进化论混和的思想。循环论历史观是古代亚欧比较流行的宗教历史观，其核心说法是自人类产生以来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未来世界更是一团混乱，最后经过一场大灾难，宇宙又重新变得美好，然后又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此循环不已，在亚洲地区，印度佛教、印度教、中国道教及许多民族与地区的宗教中，都包含着这种循环论历史观。这类历史观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观念。据德国学者陆维特等的研究，循环论历史观应起源于原始社会古老的创世神话，在人类创造了文字以后，具有这类历史观的神话的最早源头，应为公元前2000年在古代两河流域流传的“宇宙大洪水神话”。

藏族苯教著作《苯教源流》在叙述脱噶王的历史时，其作者有意要表述这种古老的观念，说：“八万年前，天神雅拉达珠和穆氏女神色卡玛结合，生下脱噶六子，其中幼子古赤也被称为恰氏之子脱噶尔拉查，他被其父遣派，下至凡人之地。来到象雄与蕃地，作玛桑与人类之祖。在此地他娶了一名叫念布冈夏白茹的女子也即念氏的女子白姜纯姆为妻，生下一男孩，取名为廷格王子（rgyal-bu-vthing-ge）。王子与舅父念氏联合作了黑头人类之王。廷格王子娶穆氏女子冲冲噶尔为妻，生下汉地、吐蕃、霍尔三子（rgya-bod-hor-gsum），其中蕃子为蕃

王东噶尔，其子名为蕃宗拉松，他与念氏女子噶尔姆结合生下‘蕃人念氏侄子九弟兄，（bod-mi-gnyan-tsha-spun-dgu），从他们中又分出卫藏人、象雄人与康区人。”《苯教源流》又接着叙述聂赤赞普身世的由来，还有后来赞普的世系，行文说法与敦煌文献大致相同。历代赞普逝世后，按照葬仪与名字，被划分为“天上七天赤王”、“上顶二王”“地上六列王”、“水中八岱王”、“地面五赞王”等不同时代。传说中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发明和文化标志。比如，天上七天赤时期，产生了苯教，修建了最早的宫殿；上顶二王时期，开始炼取金、银、铜、铁，农业发展起来，有犁铧及牛耕技术；地上六列王时期，发明了开沟挖渠技术及水稻种植技术等，牛耕技术也过渡到双牛犁耕阶段；水中八岱王时期，又有各种乐器的发明；地面五赞王时期，则有医药术的发明和流行，同时，佛教也初传吐蕃（即所谓神秘玄物自天而降），很显然，这里所谓的各种发明创造以及不同阶段产生不同文化标志的观念与弥猴变人神话一样，带有朴实的进化论色彩，反映出藏族早期历史观中的积极、合理的一面。致于按葬仪划分出时代，用天、山坡、地、水、地面等地理概念来表示赞普陵墓的变动，显然是试图将空间与时间结合在一起，进而把历史与现实揉合到一处，从而达到其神话要阐释的意旨。在被公元十一世纪的《第吴宗教源流》一书所引用的《五史鉴》这部古书中，赞普逝世后灵魂与肉体一同虹化消失现象只是到松赞干布那里又重现，因此松赞干布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历史从他那里又有了新的一轮循环。古代循环论历史观一般都带有神权历史学的特点，即决定人类命运的是终极力量——神灵，世界的产生、人类的起源及发展都取于神，同样，由于人类自身的弱点，如贪婪、欲望、暴力、道德腐化而最终将自己的世界搞得连神灵都不堪忍受，最终的劫难时代也来自神意，并由神力将之毁灭，再进行新的一轮创造。

从历史学或史学观念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具有神权历史学和循环论史观的历史记叙（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兼带着两个重要的倾向：一是在历史的各种事件和活动中，人类并不是所记载的活动的行动者，人的行为被“先天”地用某种模式或框架固定下来，神、祖先、氏族英雄的活动是后代子孙必须仿效的对象或榜样，历史的发展也有既定的方向和模式，有如一年四季所经历的春、夏、秋、冬，如此循环往复。英国哲学家克林伍德认为，真正的历史学有四个特点，即：

它是科学的，即历史注重真实地讲述。 它是人文主义的，即历史注重人事。 它是合理的，即讲述历史要有凭据。

它是自我显示的，即历史有它的社会功能。

藏族早期的神话传说严格地说与克林伍德所界定的真正的历史学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古代传说与神话本身包含着较积极也较为合理的历史进化论因素，同时，这些神话传说所具有的神权历史学和循环论史观的一些特征与倾向，还包含着历史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意义，也就是说，神话传说中除去其非历史的部分外，还存在着一切历史都必须具备的要素：连续地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并交待详细的时间、场合、人物及相关的后人的评价。

二、藏族史学的起源及其思想体系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曾经说，历史学就是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Wiees geschehe ist－它是怎样发生的？确实，从各种过去的神话、传说故事、消息中寻找并记录事实，乃是历史学家努力的目标。历史学的产生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工具，即文字。文字是帮助人们记忆的

工具，也是人类系统阐述和整理自己的思想、方法的手段。在没有文字的时代，由于仅仅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某些思想观念，因此很难形成系统的、连续的学术传统，也就很难产生我们所说的学科体系及系统的思想。比较全世界各地区的文明，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文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藏族历史上有关文字起源的说法有两种，苯教徒认为藏文来自古代象雄字，苯教文献《教法要义》甚至还认为在古代象雄文字之前还有净天字、大食堆状字等，藏文字母乃是起源于这些文字。另一种说法，吞米依据梵文的50个字母及一些拼写符号，制成藏文30个辅音字母及四个原音符号。无可至疑，文字的使用使藏族历史逐渐进入了有可靠记载的信史时代。

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说，在吐蕃前期，应当有系统的历史记录。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著名的P.T.1288号文书（即《大事记年》）中，最早的历史记录开始于公元650年，这一年松赞干布刚去世，但由于《大事记年》本属残卷，所以可推测其前面应该有松赞干布之前的历史记载。这份残卷的年代记录基本上是从650年一直记录到763年或7年，历时一百多年。所记历史经过专家研究，是比较准确的。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大事记年》在写作过程中是不是有吐蕃官方的档案文书或者历史著作作参考呢？从它行文中的特点来看，记事不但准确，而且笔法简洁，叙事清晰，显然该文书在形成过程中有其它文书或著作可以依赖，绝不是单独产生的。它所产生的年代虽然约在9世纪，但这份文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必然有成文档案和史书作为材料来源，因为其中涉及的一些传说、人物等可与后世人所写的历史著作相互应证，如果当时吐蕃王朝没有大量的历史文书和档案，这种各以不同的资料路径以及材料来源编写的史书能有如此彼此相象之处，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吐蕃王朝在7世纪就已经有专门的人员司管各类文书，并有历史官负责记录赞普起居言行以及各种事务及大的事件。吐蕃王朝强盛时期，受汉族的写史之风的影响，各地方机构也拥有史官与文书人员，他们要忠实记录历史事实，定期将材料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分类，编成史册及简明厄要的编年史。

分析吐蕃时代的一些历史文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历史学指导思想和方法已经具备一定的体系并且形成初步的传统范式。试以《吐蕃大事记年》为例来略加分析，这个文献属于编年体史书，写作者在编写这个文献时很明显把握了编年体史书的两个原则：

A、年代的准确性和连续性。 B、事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在年代上，《吐蕃大事记年》起自狗年，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终于兔年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案：P.T.1288号文书在747年处残缺，现代学者在整理该文书时，将另一份敦煌文书，也是斯坦因掠走的残卷，编号为B.M.8212，据考证实为P.T.1288号文书的另一份手抄本，此卷中自743年到747年的历史记载与P.T.1288号文书的记载几乎完全一样，只有一些详略之别，作为对1288号文书的补充。在《吐蕃大事记年》中，每一年的记年都十分清楚，具体的军政大事还按季节给以叙述，时间层次相当明确。当时采用十二生肖纪年法，虽然简单但是易于结合内容加以考证，因此本文书被法国巴黎大学的巴考、杜散及英国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整理出来后，其年代学的问题很快被藏学家们顺利地解决了。《大事记年》虽然文字简洁，但对事件的记录仍然较为系统和完整，比如噶尔.东赞是松赞干布去世后辅政的重要人物，对他的活动行止《大事记年》始终给以关注，如以下记载：

及至鼠年（652年），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 及至牛年（653年），大论东赞于‘姑’定牛腿租。‘庸’，为大料集而始作户口清查，是为一年。

及至龙年（656年），大论东赞于‘仄木’之马尔地方，征收牛腿税，是为一年。 及至蛇年（657年），大论东赞于夏日前往‘宁钟’之‘也泰瓦贡’，是为一年。 及至羊年（659年），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 及至猴年（660年），大论东赞仍在吐谷浑。 及至鸡年（661年），大论东赞在吐谷浑。 及至狗年（662年），大论东赞于吐货尔地方征集象雄之贡税。 及至猪年（663年），大论东赞在吐谷浑境。 及至鼠年（6年），大论东赞在吐谷浑境。 及至牛年（665年），大论东赞在吐谷浑境。 及至龙年（666年），大论东赞自吐谷浑还，于悉立山谷颈部患痈疽。 及至兔年（667年），大论东赞死于‘日布’。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大论东赞在当时权重一时，活动范围很大，经常巡游各地，厘定征收税租，安抚部众，清查户口，制定法律条文，议事会盟。另外，《吐蕃大事记年》作为重点记叙吐蕃各赞普活动行止的文献，其对赞普的传承换代和赞普的权限、能力情况也有系统的记载。东赞死后，赞普曾经一度收回自己的权力，但后来至猴年（672年），赞普患天花之症，王权又被噶氏家族夺回，赞聂多布与钦陵赞婆于鸡年即673年代替赞普集会议盟。是为王室与吐蕃贵族权力斗争的新一轮较量。此后，《大事记年》的行文对赞普与噶氏家族的活动情况均以同时载述，反映了当时双方力量对等的事实，在羊年（695年），双方矛盾激化，噶氏家族的赞碾衰顿公开反判，被赞普赤都松执杀，狗年（698年），赞普又查抄噶尔钦陵之家，终于剪灭了噶氏家族的势力。在神话时代，历史所演绎的故事是“神权”性的，神灵、祖先是历史的主角。但在诸如《大事记年》这样的吐蕃文献中，我们已经很难见到诸神的“芳踪”，历史的主人已从神转变为人。我们说“历史学是于人的活动的一门科学”，《大事记年》无疑已基本达到了这一点。

三、吐蕃时代的史学思想特征

关于吐蕃时代的学术传统问题，现在还少有人涉及，原因是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材料较少，年代又十分久远，再则，由于后期历史著作的作者多为佛教徒，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和兴趣远远大于对一般学术的兴趣，因此在这个方面也没有经意地加以记录和研究。不过，就我们所见到的吐蕃时期的一些历史文献来分析和推断，至少在吐蕃王朝中期以后，其宫廷中的文官与学者对待历史的观念较之以往的那种神权历史学应该产生极大的飞跃。

首先，吐蕃的史学家已具有了“人文倾向”的史学观。在神话时代，历史所演绎的故事是“神权”性的，神灵、祖先是历史的主角。但在诸如《大事记年》这样的吐蕃文献中，我们已经很难见到诸神的“芳踪”，历史的主人已从神转变为人。“人文”性的史学观念乃是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具备了这类思想，也就意味着史学的真正起源。

其次，吐蕃人已充分认识到“人事”：前人的行为及活动对后人所具有的意义，对于历史的价值问题，他们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从《大事记年》、《赞普传记》等文献看，过去神话中的讲述模式，即神话中由神完成的事情—作为人类行为的经验与仿效对象——通

过讲述传授给后人这一模式已经发生改变，以人的事迹，人的行为和经验教训为主题的讲述模式成为主导性的了，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这种有关历史价值的核心命题在吐蕃时代的史学家的头脑里应该是完全清楚的。他们既便在转述一些看上去荒诞不经的离奇故事时也试图引导后来的读者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经验，一种在生活中与行为中可以参考学习的智慧。

第三，在撰写历史时，严谨、准确的风格以及挥洒自由的文笔表明吐蕃的历史家基本摆脱了神话时代那些古老的宗教束缚和社会禁忌，显示出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客观的、轻松的。据人类学家研究，神话时代的历史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仪式，原始人对待神话是很认真的，对神话所讲述的内容深信不疑。神话之所以能够在无文字的时代口耳相传，连绵传续几千年甚至数万年，其主要原因便是原始人视神话如历史，视历史为神话。在他们眼里，祖先的事迹乃是后人遵循的样板及模仿的对象。祖先与神灵还时刻关注着后人的所作所为，要想象祖先那样创业与生活，就必须遵守祖先定下的规矩，在仪式中讲述祖先与神灵的辉煌业绩，教育下一代，在孩子们的心中树立学习的榜样。当然，就历史学的角度说，由于神话背负着宗教的背景，其内容便缺乏完全的客观性、科学性，这使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不足以被现代历史学家所认同。与神话不同的另一种叙述方式是历史故事，故事一般都带有人文主义的性质。因为故事的表述由神事转向人事，神话所具有的那种宗教束缚已逐渐被打破。在吐蕃时代的历史著作中，其作者的写作心态是稳定和轻松的，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客观的，因此象《赞普传记》这种作品着重于对历史人物的描述，把各种真实的事件加以一定的文字渲染，读来生动活泼，轻松愉快。而如《大事记年》这样的作品则以准确、认真、严谨见长，所记所述无不具备客观真实性，都来让人深信不疑，神话中那些禁忌性的观念也逐渐被打破。有些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已经失去其宗教性，成为文字中的“调味剂”。

以上三个方面说明藏族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与实践是在一定的经验积累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民族能够在短短的一、二百年内达到这样的高度，除了自身的素质和灵性外，与周边民族展开积极的交流并及时汲取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知识、智慧及经验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收稿日期：2001－12－08 第一作者简介：孙林，男，（1963－），安徽率南人，现为民族学院民族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及宗教，本文为《藏族史学史》课题的一部分。孙 林 张月芬（民族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